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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了厂里的职工，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，厂里
的
还争得面红耳赤。进
新世纪，那些红色
打垒房子又拆了，又修了灰色的
水泥墙宿舍，宿舍的周围栽了树，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。
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，早已在这里的印象当中抹去，
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，不久也牺牲了，也许活到了今天，也许还住在这个
院子里，在每天傍晚，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
的位置，心里想的是孙子
上初中选校的事
。
孙德富可以断言，在诺大的厂区，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早已经把那个英年
牺牲的先进忘得一二净，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，毕竟，老政委
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的好，毕竟，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，
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赤党，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。
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，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，大
脑一片空白，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
例，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。
那是孙德富生中的一道分水岭，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
岁月，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，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
他不愿再去追思，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，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，
又如他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。
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，大约是下午两三点
钟的时候，他们的车在一块路北边停了下来，车上农场的接待员指着路南一个
叉路
前一座土木框架道：农场到了，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，从
这座木门进去，向南再行一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。
没等他将伸出窗外看一眼路，客车便再次上路，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
去。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。
一路颠簸，这座名为农场的国营合作农场，就是座落在这片波
似的，
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。当他和其他从停驶在大院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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