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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美国后，阿东对维也纳
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
妖式的“
实习生”身上。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，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。
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，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，周山岭笑歪了腰，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
吻。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，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——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，可世界上不少事
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。
周山岭最后就说，“行了，行了。我相信你就是。”
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。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，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，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——正是那个“实习生”搞得他“
了身”。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，谁去验证你啊——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。
“为什么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，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？这样的话，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
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，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的心理焦虑。因为反正说不清啊。”
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，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。有时阿东甚至想，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，跟一个做了
，连家的名字都不知道；跟一个做了，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。后来，阿东就想，算了。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。退一步说，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？美国对阿东来说，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，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。
美国的号是：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。”
这个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：如果你愿意相信，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；反之，如果你不愿意相信，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。
真正荒唐的不是事的不合理，而是你总是想不到。那些天，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
地感到，“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，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，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，而且都在依法办事。”
比方：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，结果被解雇。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，理由是，他“对赌博控制不了”，该当伤残处理，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。
法庭竟然支持他，判他获胜而复工！
另一个例子是，某学校一名职员，上班老是迟到，被校方开除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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